本文基于《“花8800元买填志愿服务，换来20多页AI废话”》（来源：《工人日报》）整理。
近期，随着各地高考成绩陆续发布，志愿填报服务市场再度升温。然而，《工人日报》记者调查揭示的乱象令人深思：有家长花费8800元购买“全程规划服务”，收到的却是AI生成的低质模板方案；有机构以“内部渠道”之名诱导消费，被查证后才退款了事。教育部已明确预警，所谓“高考志愿规划师”资格证书从未发放，“内部数据”纯属虚构。
这些表面上的消费纠纷，实质触及了一个前沿法律议题：当AI技术被大规模嵌入专业咨询服务，传统的合同义务标准、欺诈认定规则、平台责任边界应如何重新解释与适用？ 本文结合北京泽盈律师事务所林屾律师、教育在线副总编江爱萍等一线实务专家的分析，对该议题进行系统拆解。
一、AI生成服务对合同“适格履行”标准的冲击
在传统合同法框架下，服务合同的履行质量以“行业通常标准”或“合同约定标准”为衡量尺度。高考志愿填报服务，其核心给付义务是规划师基于专业知识、个性化判断所产出的咨询方案。这一“人脑决策”属性，构成了家长支付高溢价的基础。
当机构以AI替代人脑，问题便产生了：AI生成方案是否构成合同的“适格履行”？
对此，学界与实务界存在两个主要分析进路：
第一种是“结果导向说”。 该观点认为，无论服务过程中使用了何种工具，只要最终交付的方案在客观上具备合理性、符合考生分数定位，即应视为履行完毕。这一进路的技术难点在于，方案“合理性”的证明成本极高，且难以回答案例中空格未删、语焉不详等形式瑕疵问题。
第二种是“过程义务说”。 林屾律师的分析即沿循此进路，他指出：“若合同约定提供‘专家一对一量身定制’服务，而机构最终交付的却是AI生成的模板化方案，那么服务明显与合同约定的标准不符合，构成违约。”这一判断的法理基础在于，将合同中“专家一对一”的约定解释为对服务提供方式的明确承诺，而非仅仅对输出结果的要求。AI作为技术工具本无不可，但当它从辅助角色异化为“全盘替代”时，服务性质便发生根本改变。
从合同解释的体系视角来看，“过程义务说”更贴合当事人真意。 家长支付8800元，购买的并非一份“合理方案”本身——这在技术上可能由AI实现——而是规划师全流程的个性化分析、判断与决策支持过程。将这一过程缩减为AI的一次性生成，实质上构成了“给付不完全”或“瑕疵给付”。
二、核心逻辑拆解：三个递进的审查层次
在司法裁判与行政监管中，对AI志愿填报服务的审查可构建以下三层递进框架：
第一层：合同文本审查——约定了什么？
这是起点，也是最基础的防御工具。林屾律师提示，家长应关注合同中是否使用了“大数据”“人工智能”“内部数据”等模糊概念，以及是否说明了具体的数据来源和分析方法。当一个服务产品同时承诺“独家数据库”和“AI智能匹配”，却拒绝披露数据源和算法逻辑时，其合同条款的明确性本身就存疑。
从监管角度，依据《消费者权益保护法》第二十条，经营者提供信息应当真实、全面，不得作虚假或者引人误解的宣传。以模糊术语包装低成本AI生成服务，涉嫌违反上述规定。
第二层：履行过程审查——实际交付了什么？
这是认定违约的核心。北京市第三中级人民法院通报的“3980元包96个志愿全部滑档仍拒退”一案，确立了规则：机构的具体承诺（“滑档就退费”）优于格式条款的抗辩。
这一裁判逻辑同样适用于AI服务场景。当机构承诺“全程规划”“专家量身定制”，实际却以AI全盘替代时，即使合同未明确禁止AI使用，“量身定制”的文义解释也应排除纯AI模板生成。法院在审理时，应重点审查：
- 服务过程中规划师的实际参与程度（沟通频次、个性化调整记录等）；
- 交付方案的原创性与适配性（与免费AI模型输出的对比结果）；
- 机构是否履行了约定的数据更新等持续服务义务。
值得注意的是，本案中林春霞女士的直觉判断——“要真是规划师自己做的，说话不会这么虚”——恰好揭示了可被司法技术化的审查要点：当方案的专业性与咨询师临场解释能力出现明显割裂时，即可构成“表面证据”，触发举证责任转换，由机构证明其切实履行了“专家服务”义务。
第三层：损害后果认定——造成了什么风险？
AI服务不仅可能导致直接的经济损失（高价买劣质方案），更可能造成一种隐蔽而严重的后果——“系统性滑档风险”。
江爱萍的分析点明关键：“志愿填报是追求‘人职匹配’的复杂决策，AI只能作为参考工具，无法替代人对考生兴趣、性格和价值观的深入理解。”林屾律师则进一步预警其法律后果：AI数据的滞后性和生成的同质化建议，可能导致志愿“扎堆”，加剧滑档风险，而“这些风险最终由考生家庭承担”。
这一判断具有重要的侵权法意义。如果某个AI模型被大量机构使用，输出高度雷同的志愿组合，导致特定分数段某些院校专业填报密度异常升高，由此造成的考生非理性滑档，理论上可能构成共同因果关系下的聚合侵权，尽管当前司法实践中这一认定尚存挑战。
三、专业困惑回应：撤销权行权的时效陷阱
对于律师和法务等专业群体，本案还有一个典型的实务痛点：被误导消费后，如何确定撤销权行使的起点和期限？
林屾律师给出的意见精准而关键：“若发现机构冒用高校名义或存在欺诈行为，可依据我国《民法典》主张撤销合同或解除合同，并要求赔偿。但需注意，要在知道事由之日起一年内行使撤销权。”
这里的“知道事由之日”在实践中极易产生争议。以赵伟光案为例，他以“内部渠道”为由支付定金，后查证发现是全日制自考本科而非统招本科。此时，撤销权的一年除斥期间应从其“拿到官网证据并确认该项目的真实性质”之日起算，而非从“心生怀疑”时起算。
专业人员在代理此类案件时，必须有意识地在证据链中固定两个时间节点：一是当事人主观上“知道”欺诈事实的确切日期（通常以查证记录、与机构对质的聊天时间为准）；二是撤销通知到达对方的时间。逾期则撤销权消灭，只能另寻违约路径，证明难度显著上升。
四、实践指引：合同设计与监管建议
基于上述分析，针对本议题的未来发展和专业实践，提出以下方向性建议：
对法律实务工作者的建议：
在审查或起草咨询服务合同时，建议明确约定以下条款以隔离AI滥用风险：
1. 服务提供方式条款：明确由具备特定资质的自然人提供主要咨询判断，AI技术仅为辅助工具，并将核心环节（如最终方案确认）必须由规划师本人完成写入合同。
2. 信息披露条款：要求机构明确标注方案中AI参与生成的具体部分，保障消费者的知情权和选择权。
对监管与制度建设的展望：
当前，教育部已明确“高考志愿规划师”无官方认证，“内部数据”纯属虚构。未来可进一步推动：
- 标准制定：研究制定高考志愿填报咨询服务的行业标准，对服务流程中人工参与的最低比例、方案原创性审查指标等作出指引。
- 算法备案：探索要求用于商业咨询决策的AI系统进行算法备案，对其数据来源的时效性、决策逻辑的透明度进行监管。
- 信用约束：对查实存在“以AI冒充专家”欺诈行为的机构，纳入市场信用记录，并在相关平台上进行消费风险公示。
高考志愿填报是涉及教育公平和个人发展权利的重要场景。AI技术的应用不应成为机构逃避专业义务、收割消费者焦虑的工具，而应被规制在辅助、透明的合理边界之内。正如江爱萍所言：“把人生选择权交还给考生自己，这才是对成长最大的尊重。”从法律层面落实这种“交还”，正是法治研究与实务工作的价值所在。
内容合规声明：本文基于《“花8800元买填志愿服务，换来20多页AI废话”》（来源：《工人日报》，记者：王羡茹 实习生：李彦仪）整理撰写，如有引用不当或信息更新，请以官方最新发布为准。法治中国建设网致力于提供权威准确的法治资讯，欢迎监督指正。
【特别说明】本通讯稿所配图片为概念性示意图，并非现场实拍照片，其作用在于辅助读者更直观、深入地理解文章所阐述的内容，特此说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