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基于《新时代青年积极投身法治实践 青春为法治中国建设挺膺担当》(来源:法治日报-法治网,2026-05-03)整理。
当“青年”与“法治”这两个词汇并置,公共舆论往往习惯于两种叙事范式:一是将青年塑造为法治成果的被动接受者与受教育者,二是将青年参与窄化为普法志愿活动。法治日报这篇来自一线的全景式报道,却呈现了更值得深究的图景——从国家立法意见征集到草原深处的巡回审判,从跨海越洋的纠纷调解到穿透行政案卷的复议审理,新时代青年正以行动者的姿态涌入法治实施链条的各个节点。这不是“后备力量”的简单亮相,而是一种正在重塑法治微观运行机理的深层参与。本文试图跳出事迹表彰的常规视角,追问一个被忽略的核心命题:当青年将能动性注入法律实施的毛细血管,究竟在弥合哪些制度缝隙,又将触发怎样的制度演进?
报道所及的六个场景,表面上分属立法参与、海上调解、巡回审判、公益诉讼、反诈宣传、行政复议等截然不同的领域,但穿透其事迹细节,可以发现一个高度一致的运行方向——青年法律人不约而同地选择跳出形式化、流程化的履职舒适区,转向一种可以被概括为“穿透式治理”的法治实践范式。
在全国人大常委会法工委宪法室,青年理论学习小组面对两封来自云南大学在校学生的手写信,并未将其视作流程性收文。他们启动的是资料收集、实地调研、交流座谈相结合的实质性论证链条,最终将这份“千里之外的心声”凝练进法律条文。这已超越“听取意见”的程序要求,是在立法源头对法律文本的民主质地进行的一次穿透式加固。其法理意义在于,让全过程人民民主从政治概念转化为可触可感的条文生成机制,而青年正是这种转化的核心推手。
在舟山普陀,缪增辉面对小杜父亲在涉外渔船上身故的纠纷,面对层层转包与涉外因素交织的死结,没有止步于程序指引,而是启动“3+X”工作机制,联动外事办,仅用两天便完成调解。如果把视角从感人情节上移,会发现其行为本质是穿透了海上用工关系的复杂外壳,直接触及实质争议,并将行政调解、司法确认、外事协作等制度工具动态组合。在内蒙古扎鲁特旗草原,朱珊珊的巡回法庭用14年2684件案件、89%调撤率的数据,同样讲述着一个穿透的故事:穿透地理阻隔、穿透牧民对“女子法庭”的疑虑、穿透一纸判决无法消解的根本性人际冲突,把司法资源精准投放到嘎查村的蒙古包里。
北京市司法局蔡小凤对工伤认定行政复议案的“穿透式审理”,则一针见血地点明了这种范式的核心。面对企业不服工伤认定的复议申请,她没有在“维持或撤销”之间做选择题,而是“把审理穿透到劳动关系末端”,深挖企业真实顾虑与劳动者合法权益,将看似对立的诉求拆解为可调和的利益纠葛,最终实现企业撤回复议、劳动者拿到赔偿、行政权威丝毫未损的三方共赢。这些个案共同指向一个判断:在法治实施进入“精装修”阶段的当代中国,法条的机械适用已不足以回应复杂的治理需求,青年法律人正在以能动履职填补规则与实效之间的缝隙。
如果上述现象仅是个别榜样,可归因于个人品质;但当它成为一种群体性涌现,就必须追问其结构成因。在本文视角下,青年法治实践之所以普遍呈现“穿透式治理”特征,根源在于他们恰好站立在制度运行的若干缝隙带上,而其代际特质使其更易于跨越这些缝隙。
第一重缝隙是“形式法治”与“实质法治”之间的距离。任何成文法体系都天然带有滞后性与抽象性,具体案件中的事实认定、利益衡量、程序衔接不可能由法条预先穷尽。南四湖流域生态环境公益诉讼案中,涉事企业白天停工、夜间偷排,甚至以放狗、关门、亮灯预警等方式妨碍调查。山东省人民检察院王浩和同事们的应对方式是深夜取证、白天持续作业,以超常规的坚守固定证据。这并非法律程序预设的标准动作,但正是这种能动作为,才让公益诉讼制度的牙齿真正咬合。青年法律人更少受既有路径依赖的束缚,对于填补文本与实践的落差有着更强的行动自觉。
第二重缝隙存在于法律职业共同体的专业分工与民众的朴素认知之间。浙江衢州柯城分局的“8090+反诈宣讲团”,用短视频、开放麦、脱口秀解构诈骗话术,那个“阿姨要给骗子转200多万装修厕所”的经典段子,既不是法条宣讲,也不是恐吓式宣传,而是一种基于真实出警经历的专业知识转译。民警李振恺及其团队的行动表明,他们深刻理解反诈的真正战场不在案发后的侦查,而在信息不对称的认知前端。用年轻人熟悉的话语体系穿透圈层壁垒,实质是在修复专业法治话语与大众生活世界之间的长期断裂。
第三重缝隙更为深层:在某些治理领域,现有制度供给不足以覆盖全部需求时,谁来承担探索成本?舟山海上的跨洋调解、草原深处的巡回审判,并非制度设计中明确的标配,而是青年法律人主动将制度延伸至服务盲区的结果。这些行为的风险在于,越主动越可能触动职责边界。但报道所呈现的是,这些青年获得了组织的默许甚至制度化的支持,舟山的海上综治中心由“海事渔事办”迭代而成,配备海事法官入驻,正是个体探索被吸纳为制度创新的典型路径。
基于以上分析,本文提出核心判断:遍布各领域的青年法治实践,其真正的制度意义不在于涌现一批先进人物,而在于他们共同催生着一种“回应型法治”的萌芽。
所谓“回应型法治”,是相对于机械适用规则的“自治型法治”而言,强调法律系统对外部社会需求保持高度敏感,在不消解规则稳定性的前提下,通过能动解释、灵活组合与创造性适用,动态回应实质正义的呼唤。朱珊珊的巡回审判不是对“不告不理”原则的突破,而是在立案、送达、调解、开庭等程序环节上针对牧区现实进行适应性重塑;蔡小凤的穿透式复议不是僭越司法审查权限,而是在法定职权内对行政行为合理性进行更立体的审查;缪增辉的“3+X”机制更是在纠纷解决领域对多部门协作的灵活编排。这些实践没有一项动摇法治的根基,却每一项都让法治的毛细血管更加柔韧。
这种萌芽的珍贵之处在于,它是在全面依法治国总体格局基本成型的背景下,由一线实践者自下而上生长的制度微更新。它提示我们,法治现代化的下一程,或许不仅需要顶层设计的宏大推进,更需要无数微观层面的“穿透”与“缝合”——缝合法律与社会之间的间隙,缝合不同部门法之间的衔接空白,缝合国家法秩序与民间朴素正义感之间的感知温差。
当然,必须清醒地看到,这种“回应型法治”若要健康发展,必须始终锚定在规则的堤坝之内。能动的对面是越权,穿透的陷阱是恣意。报道中王浩办案严守程序、蔡小凤依法追加第三人的细节,恰恰说明这些青年实践并非脱离法治轨道的任意创新,而是在规则框架内的精准发力。
展望未来,当这批青年逐渐成为法治中国建设的中坚力量,其长期影响至少体现在三个层面。
其一,类案处理范式的扩散。穿透式治理一旦在多个领域被验证有效,将通过经验交流、培训传导、制度固化等方式向整个法律职业共同体扩散。可以预见,巡回审判、多元调解、穿透式复议等实践将不再是“先进事迹”,而逐渐转化为常规化的作业标准。
其二,法治人才评价标准的深层变迁。当越来越多的事例证明,优秀的法律人不是精致的法条操作手,而是能在复杂情境中实现法治价值的“能动治理者”,对青年法治人才的选任与培养标准将发生转向,从单纯强调知识记忆、考试能力,转向对综合素养及问题解决能力的重视。
其三,公众对法治的认知将更趋于实质化。反诈脱口秀带来的笑声、巡回法庭帐篷里的握手、南四湖重现的碧水,这些具体而微的场景远比抽象的法条更能让民众感知法治的温度。青年在法治传播与实施中的作为,正悄然完成一种认知重塑——让法治从威严的殿堂走进烟火人间。
一代青年有一代青年的历史际遇。对于全面依法治国这场国家治理的深刻革命而言,顶层设计搭建了骨架,而无数个体在法治实施末梢的能动作为,则赋予其血肉与温度。当北京手写信上的建议化为国家法律条文,当草原深处的牧民在蒙古包里感受到公平正义,当陷入骗局的阿姨因一段脱口秀而幡然醒悟,我们看到的是同一种力量:那是青年以法治为信仰、以行动为注脚,在制度与生活之间架起的桥梁。这座桥梁的名字,或许就叫“法治中国”最生动的注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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