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基于《青海省检察院联合多部门开展无障碍环境建设监督体验活动》(来源:法治日报-法治网)整理。青海省检察院联合省残联、省住建厅开展的这场无障碍环境建设监督体验活动,表面上是一次多部门协同的常规监督行动,实质上折射出《中华人民共和国无障碍环境建设法》实施以来,检察公益诉讼能否真正成为无障碍环境"刚性保障"的关键命题。舆论聚焦于"沉浸式体验""轮椅代步"等活动形式的创新性,但真正值得法学界与实务界深思的核心争议在于:当无障碍设施"建而不用、用而不畅"成为普遍困境时,公益诉讼检察究竟是填补制度漏洞的利器,还是仅能扮演"事后修补"的角色?
此次活动的法律依据清晰:《中华人民共和国无障碍环境建设法》明确规定,国家支持社会力量参与无障碍环境建设,残疾人联合会等组织依法对无障碍环境建设进行监督。最高检部署的"益路无碍"专项行动则将交通枢纽无障碍环境纳入公益诉讼监督范围。从法理逻辑看,检察机关以公益诉讼介入无障碍环境建设,其正当性在于:无障碍环境属于公共利益范畴,当行政机关未依法履行监管职责、社会主体未落实法定义务时,检察权的介入具有补充性与保障性功能。
然而,争议恰恰存在于此。一方主张认为,检察公益诉讼应充分发挥"兜底监督"功能,对无障碍设施的规划、建设、维护全链条实施法律监督,推动"有法必依";另一方则指出,公益诉讼的本质是司法救济的最后手段,过度依赖检察监督可能掩盖行政监管的常态化缺位,甚至形成"不诉不改"的路径依赖。从《行政诉讼法》及检察公益诉讼相关司法解释的规范意旨看,诉前程序优先、协同治理为原则,但实践中"诉前检察建议发出即视为履职"的倾向,正在消解公益诉讼的制度张力。
跳出本次活动本身,必须正视一个更深层的法治问题:《无障碍环境建设法》自施行以来,法律条文的"纸面权利"与残障群体的"现实获得"之间仍存在显著落差。这种落差的根源并非立法不足,而是执行机制的结构性缺陷。
其一,监管主体的分散化导致责任虚化。无障碍环境建设涉及住建、交通、城管、残联等多个部门,各部门职能交叉但协调机制薄弱。此次青海三部门联合行动之所以被视为"首次协同",恰恰暴露了常态化协同机制的缺位。其二,监督力量的内生性不足。活动中聘请的无障碍环境建设监督员以残疾人、志愿者为主,虽具有"第一视角"优势,但缺乏法定监督权限与强制力保障,其监督效力高度依赖于检察机关的后续跟进。其三,公益诉讼的"选择性"困境。当前无障碍环境公益诉讼案件多集中于交通枢纽、公共建筑等"显性场景",而社区道路、老旧小区等"隐性盲区"因诉讼成本高、整改效果难量化而被长期搁置。
这一结构性缺口的本质,是无障碍环境建设从"义务规范"向"权利保障"转化过程中,缺乏一套可操作、可量化、可追责的执行标准体系。法律规定了"应当建设",却未充分明确"建设到何种程度即为合规",导致执法与司法均面临裁量空间过大的难题。
法治中国建设网认为,此次青海检察机关的探索方向值得肯定,但必须清醒认识到:沉浸式体验可以唤醒社会共识,却无法替代制度化保障。 "监督+体验+宣传"模式的价值在于破局——打破无障碍环境建设长期被边缘化的舆论格局;但其局限同样明显——若不能将活动成果固化为常态化制度,此类监督终将沦为"运动式执法"的变体。
核心判断是:无障碍环境建设的法治保障,必须实现从"检察驱动"向"制度驱动"的转型。具体而言,第一,应推动省级层面建立无障碍环境建设联合监督的常态化机制,将"首次协同"变为"定期协同";第二,应在公益诉讼实践中探索无障碍环境建设的量化验收标准,为"发现—反馈—整改—复核"闭环提供可操作的裁判尺度;第三,应赋予无障碍环境建设监督员更明确的法律地位与履职保障,使其从"志愿参与"升级为"法定监督"。
从长远影响预判,此次实践有望为全国检察机关开展无障碍环境公益诉讼提供可复制的"青海样本"。若能推动相关司法解释或指导性案例的出台,将对《无障碍环境建设法》的全面实施产生深远的示范效应,也将为公益诉讼检察在社会治理领域的职能拓展提供重要的制度参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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