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6年6月4日,欧洲议会向全体议员发布内部通知,要求将法国一款搜索引擎设为内部办公电脑默认搜索工具,以取代谷歌。同日,欧盟委员会公布"欧洲技术主权一揽子方案",明确提出在人工智能、半导体、云计算和开源等领域加强自主能力,减少对外国技术供应商的依赖。这一看似"换个搜索引擎"的行政操作,实则是欧盟数字主权战略从政策文本走向制度实践的标志性节点。公众舆论多聚焦于"反美"情绪叙事,却忽视了这一事件背后真正值得法治研究者关注的核心争议——数字主权的法治化路径究竟应当以"替代"为目标,还是以"可控"为边界?

一、争议主张的法理拆解:安全逻辑与市场逻辑的规则冲突

欧洲议会弃用谷歌的直接法律依据,来源于欧盟《通用数据保护条例》(GDPR)确立的数据本地化与数据可控原则,以及欧盟近年来密集出台的《数字服务法》(DSA)、《数字市场法》(DMA)所构建的平台监管框架。从安全逻辑看,欧盟机构使用美国搜索引擎,意味着公务员的搜索行为数据可能被传输至美国服务器,这在法律上构成对GDPR跨境数据传输规则的潜在违反。中国现代国际关系研究院欧洲研究所研究员杨芳指出,欧洲的担忧涵盖三个维度:安全层面担心数据被"数字武器化",经济层面担忧本土利益被美国进一步虹吸,科技层面则忧虑数字基础设施空心化。

然而,从市场逻辑看,这一举措面临的法律挑战同样不可回避。根据WTO《政府采购协定》及欧盟内部市场自由竞争原则,政府采购应当遵循非歧视和透明度要求。强制将特定国家产品设为默认工具,是否构成对美国企业的歧视性待遇?法国搜索引擎在技术性能、市场份额上与谷歌存在显著差距,这种以行政命令替代市场选择的做法,其法律正当性边界在哪里?这正是本次事件被舆论忽略的核心法治张力:数字主权的安全诉求与统一市场的竞争规则之间,尚缺乏清晰的法律调和机制。

二、深层根源透视:制度空白下的"有意识的不完备"

跳出事件本身,欧洲议会弃用谷歌折射出的深层问题,是全球数字治理领域制度性供给的严重滞后。当前,美国科技巨头在全球搜索引擎、云计算、AI开发框架等领域占据绝对主导地位,而欧盟在这些关键数字基础设施上缺乏自主替代方案。这不是一个简单的"买谁的产品"的市场问题,而是一个数字时代的"基础设施主权"问题——当一个国家的政务系统、金融系统、医疗系统深度依赖外国企业的技术平台时,传统的反垄断法和数据保护法已不足以应对这种结构性依赖。

欧盟目前采取的三条路径——提升自身数字主权能力、在敏感场景降低域外管辖风险、加强监管约束科技巨头行为——本质上是一种"有意识的不完备"策略。正如杨芳研究员所分析,欧盟的目标并非全面脱钩,而是在关键领域保有"战略选项"。这一判断在法理学上具有重要意义:数字主权的法治化,不是追求绝对自主,而是在承认相互依赖的现实前提下,通过法律制度构建"可退出"的能力。 这与传统国家主权理论中的"绝对排他性"有本质区别,代表了数字时代主权概念的重大范式转换。

三、独立观点与延伸影响预判

法治中国建设网认为,欧洲议会弃用谷歌一事的真正法治价值,不在于其象征意义,而在于它为全球数字治理提供了一个可观察的制度实验样本。核心判断如下:数字主权的法治化路径,必须走"监管优先、替代跟进"的渐进路线,任何试图通过行政命令一步到位实现技术替代的做法,都将在法律正当性和实践可行性上遭遇双重困境。

从延伸影响看,这一事件对我国法治实践至少有三重启示。其一,在《数据安全法》《个人信息保护法》的实施过程中,政务系统和关键基础设施的数据本地化要求需要更精细化的规则设计,而非一刀切式的替代要求。其二,面对美国科技巨头的域外管辖压力,我国需要加快构建具有"可退出"能力的数字基础设施法律框架,这比单纯的市场替代更具法治可持续性。其三,欧盟DSA、DMA的监管经验表明,对平台权力的法律约束,才是数字主权最具操作性的实现方式,这一思路值得我国在完善平台经济治理法规时深入参考。

欧洲议会的这一纸通知,或许无法在短期内改变谷歌在欧洲的市场地位,但它所开启的数字主权法治化讨论,将深刻影响未来十年全球数字治理的规则走向。对中国而言,这既是镜鉴,也是契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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