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基于《保安入职被"默认"每月交20元"爱心捐款" 法院:应予返还》(来源:《工人日报》)整理
近日,吉林省长春市中级人民法院发布的劳动争议典型案例中,一起保安入职被"默认"每月扣除20元"爱心捐款"的纠纷引发实务界关注。表面看,这是一起标的额仅两千余元的"小案",但深层争议却直指劳动用工领域的核心法治命题:当用人单位以预先拟定的格式条款将"自愿捐助"嵌入入职流程,并辅以离职"兜底免责"协议时,劳动者的财产权保护边界究竟何在?本案的司法裁判不仅厘清了"自愿"与"强制"的认定标准,更对格式条款在劳动关系中的效力审查提出了严苛要求,其规则意义远超个案本身。
一、争议主张的法理拆解:形式合意与实质强制的规则冲突
本案中,争议双方的核心主张呈现出鲜明的法理对立。公司方主张,员工登记表已明确载明"本人自愿参加公司的爱心捐助活动",且王齐签字捺印,构成有效合意;同时,《解除劳动合同协议书》特别注明"双方之间不存在其他任何劳动争议",构成对既往债权债务的概括性清算,王齐无权再行主张返还。从合同法视角审视,公司的主张并非毫无依据——签字即意味着对条款内容的确认,离职协议中的兜底条款亦属企业常见的风险防控手段。
然而,劳动者一方的主张揭示了形式合意背后的实质强制。王齐明确表示,签字时仅关注个人身份信息填写,对"爱心捐助"条款并不知情,公司亦未履行解释说明义务;其工作地点与公示地点分属不同区域,客观上无法知晓互助金章程;离职协议系"被要求"签署,且未获文本留存。从劳动法视角审视,王齐的主张触及了劳动关系中意思自治的底线问题:当用人单位利用其强势用工地位,将扣款条款嵌入入职必经流程,劳动者是否真正享有"同意或拒绝"的自由?
从法律依据看,双方主张的规范基础存在本质差异。公司方援引的是《民法典》合同编关于意思表示与协议效力的规则,强调形式上的签字确认;而劳动者一方援引的则是《劳动合同法》第9条关于"用人单位不得以其他名义向劳动者收取财物"的强制性规定,以及第30条关于"用人单位应当及时足额支付劳动报酬"的法定义务。九台区人民法院的裁判逻辑清晰表明:在劳动关系这一强弱地位悬殊的领域,格式条款的效力审查不能止步于形式上的签字确认,而必须穿透至实质协商与告知义务层面。劳动报酬作为劳动者维系家庭生计的核心保障,其处分权仅能通过劳动者的明示同意让渡,任何以"默认"方式推定的自愿捐助,均构成对劳动者财产权的实质侵害。
二、深层根源透视:劳动用工领域格式条款滥用的制度性病灶
跳出个案本身,本案折射出的并非孤立的"20元扣款"争议,而是劳动用工领域格式条款滥用的系统性病灶。在现实的劳动关系建构中,用人单位通常处于绝对的强势地位,劳动合同及相关入职文件多为企业预先拟定的格式文本,劳动者极少享有修改条款的谈判空间,往往只能在接受与放弃岗位之间二选一。这种结构性不平等使得格式条款极易异化为用人单位转嫁经营成本、规避法定义务的工具。
本案中,公司将"爱心捐助"条款嵌入员工登记表尾部,本质上是一种"搭售"行为——将捐助义务与入职程序捆绑,使劳动者在信息不对称的情况下"被自愿"。更值得警惕的是,部分企业不仅通过入职文件设置扣款陷阱,还在离职环节以"兜底免责"协议封堵劳动者的救济通道。公司主张《解除劳动合同协议书》已排除王齐的返还请求权,但法院并未采纳这一抗辩。其深层法理在于:劳动关系中的概括性免责条款,若涉及劳动者法定权利(如劳动报酬权、财产权)的放弃,必须建立在劳动者充分知情、明确同意且获有对价的基础之上,否则即构成权利滥用。
从制度层面审视,此类乱象的频发暴露出三重规则漏洞。其一,劳动用工领域格式条款的提示与说明义务缺乏细化标准。《民法典》第496条虽规定提供格式条款的一方应履行提示说明义务,但在劳动关系中,"合理提示"的认定标准应当严于普通民事合同,因为劳动者的缔约自由本就受到就业压力的实质性压缩。其二,离职协议中的"兜底免责"条款效力边界模糊。司法实践中,大量企业以"双方无其他争议"的格式化表述,试图一劳永逸地消灭劳动者的所有潜在诉求,但此类条款是否构成显失公平或免除用人单位法定责任,亟待统一的裁判尺度。其三,劳动监察与司法救济的衔接存在缝隙。对于以"培训费""保证金""乐捐""爱心捐助"等名义变相收费的违法用工行为,行政监管的前置介入力度不足,往往依赖个案诉讼实现矫正,难以形成有效的威慑效应。
三、独立观点与延伸预判:格式条款在劳动关系中的严格审查时代已经到来
本案的核心判断应当明确:格式条款绝非用人单位规避法律责任的"免责金牌"。在劳动关系这一天然存在强弱失衡的领域,司法审查必须采取穿透式标准,对涉及劳动者财产权益的格式条款实行严格审查。所谓"自愿捐助",必须满足三项要件方可成立:其一,用人单位在缔约前以显著方式单独提示,并赋予劳动者不受就业歧视的拒绝权;其二,扣款行为经劳动者书面明确同意,且同意内容具体、可辨识;其三,离职时的概括性免责协议不得排除劳动者对既往法定债权的追索权。任何一项要件的缺失,均导致"自愿"推定的失效。
对未来同类法治实践的影响预判而言,本案裁判释放了清晰的信号。在类案裁判层面,法院将日益强化用人单位对格式条款的"主动解释"与"实质协商"义务,形式上的签字确认不再构成免责的充分条件。在规则修订层面,劳动立法或司法解释有望进一步细化劳动关系中格式条款的提示说明标准,明确离职兜底免责条款的无效情形,压缩用人单位的制度套利空间。在合规实践层面,企业人力资源管理模式将面临从"强势管理"向"平等协商"的转型压力,任何试图将经营成本转嫁给劳动者的单方扣款行为,均将面临返还责任乃至行政处罚的双重风险。
值得强调的是,劳动报酬是劳动者生存权的基础载体,未经其书面明确同意,用人单位无权以任何名目单方扣减。20元的"爱心捐款"看似金额微小,但其背后是对劳动者财产处分权的粗暴干预。司法对此类行为的否定性评价,不仅是对个案正义的修复,更是对"劳动不是商品、劳动者不是附庸"这一基本法治价值的重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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