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基于《严治隐形违规让行医坚守本心》（来源：法治日报）整理。近期，国家卫生健康委员会联合公安部、国家医保局等多部门共同印发的《2026年纠正医药购销领域和医疗服务中不正之风工作要点》，引发了医疗管理、法学研究及实务界的广泛关注。该文件在延续既往从严治理基调的同时，一个显著的战略转向在于，将矛头对准了“看不见的”隐形违规，尤其是将严守医疗数据安全与整治涉税违法行为置于前所未有的核心治理位置。这标志着我国医疗行风治理正在从“围剿显性问题”进入到“深挖隐性风险”的制度深化新阶段。为此，法治中国建设网专家分享栏目特邀中国政法大学医药法律与政策研究中心陈伟教授，围绕文件背后深层的法治逻辑与实务痛点，进行专业层面的深度拆解。
概念正本清源：从“带金销售”到“数据套利”，新型行风风险的迭代与界定
陈伟教授首先指出，理解今年纠风工作的焦点，必须跳出传统“红包”“回扣”的认知框架，精准界定两类新型违规的本质。首先是医疗数据安全违规，其风险已远超传统的患者隐私泄露范畴。当前，数据不仅是生产要素，更是核心利益载体。违规风险主要体现在三个层面：一是以“科研合作”“技术研发”为名，医疗机构或医务人员向药企、器械商提供脱敏或未脱敏的患者诊疗数据、临床试验数据，换取项目资金、设备或变相利益，此即文件所点名的“借助第三方以科研名义变相实施‘带金销售’”；二是机构内部人员为牟利，利用职务之便批量倒卖挂号信息、用药数据、检查报告等；三是因内部管理疏漏，导致数据被黑客攻击或内部泄露，虽未直接获利，但因未尽到安全保障义务而构成行政乃至刑事责任。这种行为侵蚀的是医疗行业的公共信任基石。
其次是涉税违法行为，这同样是“隐形违规”的重灾区。其典型形态不再是简单的现金贿赂，而是通过虚增会议费、学术活动支出、虚构科研劳务、虚开发票报销等手段，将商业贿赂“合法化”为成本费用，或虚构诊疗项目、分解收费、挂床住院以套取医保基金。这些行为表面上符合财务流程，实质是穿透了财税监管与行业监管的交叉地带，利用信息不对称和监管滞后进行系统性违规。这两种违规的共性在于高度隐蔽化、链条化、专业化，传统监管手段识别难度大，亟需引入穿透式、智能化的法治监管工具。
核心逻辑拆解：为何这两大领域成为年度纠风“新靶心”？
陈伟教授从三个维度剖析了政策聚焦的逻辑必然性。
第一，风险演进的必然性：打击“漂白”后的腐败。 在持续高压的常态监管下，显性的现金交易、实物回扣风险显著降低，但不法利益输送并未消失，而是通过更复杂的通道“漂白”。数据成为新型“硬通货”，财税票据成为违规的“保护色”。纠风工作与时俱进，正是要斩断这种“明修栈道，暗度陈仓”的利益链，防止合规形式掩盖非法实质。
第二，法益保护的复合性：从财产安全到数据主权与医保基金安全。 传统的医疗腐败主要侵害职务廉洁性和患者财产权。而新型违规侵犯的是更为复杂的法益集合。数据违规不仅侵害公民个人信息权益，更可能威胁国家生物安全、公共卫生决策安全，甚至被用于商业不正当竞争。涉税违法则直接侵蚀国家医保基金和财政收入，影响基本医疗保障制度的可持续性。这决定了打击此类违规，需要卫健、公安、医保、税务、市场监管等多部门形成监管合力，今年的联合发文本身即是这一治理逻辑的体现。
第三，监管科技的赋能：为精准执法提供了可能。 大数据、人工智能等技术的发展，使得对海量医疗行为数据、财务票据数据的关联分析、异常监测成为可能。国家医保局的“智慧医保”系统、卫生健康系统的 DRG/DIP 支付改革，本质上都在沉淀标准化数据。这使得监管部门能够通过数据建模，更有效地发现虚构诊疗、分解住院等套保行为，以及科研项目与药品耗材使用量之间的异常相关性，从而实现从“被动受理举报”到“主动智能发现”的转变。
专业困惑回应：实务中如何识别与应对“隐形违规”的法律红线？
针对专业受众在实践中可能遇到的困惑，陈伟教授给出了明确的分析与指引。
困惑一：医院与药企的“真实科研合作”与“变相利益输送”边界何在？
陈伟教授指出，关键在于审查合作的真实性、必要性与公允性。合规的科研合作应有明确、公开的科研计划、伦理审查、数据使用协议及合规的资金流。而“变相输送”往往具有以下特征：1. 课题空壳化：研究目标模糊，缺乏实质性科研内容或预期成果；2. 数据对价化：提供的资金或设备支持，明显与常规科研成本不符，且直接或间接与特定药品、器械的处方量、采购量挂钩；3. 过程规避监管：刻意绕过医院正常的科研、财务及纪检部门审批，或通过第三方机构进行“通道”操作。医务人员应牢记，只要涉及提供患者数据，就必须经过严格的伦理审查和患者知情同意，并确保数据用途与同意范围一致。
困惑二：医务人员在涉及发票、报销时，如何规避无意中卷入涉税违法？
陈伟教授的回应是：“形式合规”不能替代“实质真实”。要点包括：1. 费用真实性是生命线：确保每一笔报销对应的学术会议、调研活动真实发生，并保留完整议程、签到、现场照片等证据链。2. 警惕第三方代开：对于由医药代表、会务公司等第三方代为提供的发票和报销材料，必须核实其背后服务的真实性，避免成为虚假交易的“白手套”。3. 关注资金流向异常：报销款项若最终回流至个人或关联方账户，无论中间经过多少环节，都构成重大风险。
研究前瞻/实践指引：构建防范隐形违规的立体化合规体系
面向未来，陈伟教授认为，治理医疗隐形违规是一项系统工程，需要从制度、技术与文化层面协同推进，并为专业受众提出具体建议。
对医疗机构管理者的建议：1. 强化内控审计：建立独立的内部审计与合规部门，定期对高风险的科研合作项目、大额市场费用、异常医保结算数据进行穿透式审计。2. 搭建数据治理平台：在保障安全的前提下，建立院内统一的临床数据管理与科研支持平台，所有对外数据合作必须通过该平台审批与留痕，实现“数据不出院，价值可流动”。3. 推行负面清单教育：将新型违规的典型案例和识别要点纳入医务人员常态化廉洁教育，变“禁令宣导”为“风险预警”。
对律师与法务工作者的建议：1. 拓展业务领域：医疗数据合规、医保基金使用合规、医药企业反商业贿赂合规（FCPA/中国反不正当竞争法）将成为快速增长的专业服务蓝海。2. 深入研究行刑衔接：关注涉税违法、侵犯公民个人信息罪等罪名在医疗场景下的构成要件与证据标准，为医疗机构提供精准的刑事风险防控方案。
对学术研究者的建议：当前，关于医疗数据产权归属、数据利益分享机制、多部门协同监管的执法权限划分等议题，尚存诸多法律空白与理论争议。研究者可聚焦这些前沿问题，为完善相关立法（如《医疗保障基金使用监督管理条例》的细化、医疗数据专门立法）提供学理支撑。
陈伟教授最后总结，今年纠风要点的发布，既是一次精准的政策“排雷”，也是一次深刻的行业“预警”。它启示我们，在全面依法治国的背景下，医疗领域的廉洁治理必须紧跟风险形态的演化，依托法治思维与科技手段，实现从“治已病”到“防未病”的跨越。唯有守住数据安全与财税合规这两道“隐形防线”，才能真正让医疗回归救死扶伤的本心，筑牢健康中国的制度根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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