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基于《贯彻实施生态环境法典 我国生态环境法治建设进入法典化时代》（来源：《法治日报》）整理。生态环境法典的颁布施行，是我国法治建设史上的里程碑事件，标志着生态文明法治建设迈入体系化、法典化的新阶段。作为法治科普栏目“专家分享”的专属内容，本文聚焦法典的核心逻辑与实践指向，为专业受众提供深度分析。
全国人大常委会法制工作委员会副主任黄薇，作为生态环境法典编纂工作专班具体工作牵头人，全程参与法典编纂的组织协调与制度设计，在生态文明立法领域具有深厚的理论积淀与丰富的实务经验。本次分享围绕2026年3月十二届全国人大四次会议表决通过的生态环境法典展开——这部法典将于同年8月15日（我国第四个全国生态日）起施行，是继民法典之后我国第二部以“法典”命名的法律，其颁布不仅填补了生态环境领域基础性、综合性立法的空白，更通过体系化整合推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律体系进一步完善。对法治实务工作者与研究者而言，准确把握法典的核心要义与实施路径，既是回应“在法治轨道上推进美丽中国建设”的实践需求，也是深化生态文明法治理论研究的关键切入点。点击查看法治中国建设网专家分享栏目更多相关内容
生态环境法典的“法典化”，并非对现有生态环境法律法规的简单汇编，而是以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为指导，对污染防治、生态保护、绿色低碳发展等领域的制度规范进行“系统整合、编订纂修、集成升华”的立法创新。当前学界与实务界对“法典化”的理解存在两类代表性视角：一是“形式法典化”，强调通过立法技术的体系化实现法律规范的逻辑自洽；二是“实质法典化”，主张以法典为载体固化生态文明建设的理论与实践成果，回应中国式现代化的法治需求。黄薇副主任指出，我国生态环境法典的编纂采用的是“实质导向的形式法典化”路径——既注重法律规范的内部统一性（如5编1242条的结构安排），又突出对“人与自然和谐共生”这一核心价值的彰显。需特别注意的是，法典的颁布催生了“生态环境法”这一新的法律部门，其与宪法及相关法、民法商法等并列，由生态环境法典与二十余部单行法律共同构成，这一界定既符合我国法律体系发展的实际，也为全球环境法治提供了“中国范式”。
法典总则编的首要任务是实现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的法律化。例如，将“坚持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山水林田湖草沙一体化保护和系统治理”等理念转化为法律原则，明确“生态优先、绿色发展”在生态环境治理中的指导地位。这种转化并非简单的口号入法，而是通过具体制度设计予以落实——如在绿色低碳发展编中，将“碳达峰碳中和”目标纳入立法目的，为相关政策制定提供上位法依据。据全国人大常委会法工委统计，法典中直接体现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核心要义的条款占比超过30%，充分体现了“党领导立法”的根本原则。
针对生态环境领域长期存在的“碎片化立法”“责任衔接不畅”等问题，法典通过“统分结合”的体例设计予以回应。污染防治编提炼共性制度形成“通则”，避免单行法之间的重复与冲突；生态保护编整合流域、区域保护规则，首次将“外来入侵物种防控”“生态修复”等新兴领域纳入统一规范；绿色低碳发展编则突破传统“末端治理”思维，从生产、流通、消费全链条构建制度体系。以“化学物质污染防治”为例，法典在总结《新污染物治理行动方案》实践经验基础上，创设“环境风险评估—源头管控—过程监管”的全流程制度，填补了现行法律的监管空白。
法典始终贯穿“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将解决群众反映强烈的突出环境问题作为制度设计的出发点。例如，针对噪声、光污染等“家门口的环境问题”，法典在污染防治编中增设“生活环境污染防治”专章，明确地方政府及相关部门的责任；在法律责任编中，提高生态环境损害赔偿标准，并建立“惩罚性赔偿”制度，切实增强法律威慑力。据生态环境部2025年信访数据，群众对生态环境问题的投诉中，约40%涉及法典新增规范的领域，这凸显了法典的民生回应性。
生态环境法典的颁布，使我国法律体系形成了“宪法—法典—单行法”的三层结构。与民法典侧重调整平等主体间财产关系不同，生态环境法典的调整对象具有复合性：既涉及行政监管关系（如生态环境部门的执法权限），也包括民事侵权关系（如环境损害赔偿），还涵盖刑事追责机制（如污染环境罪的认定标准）。这种复合性决定了法典在法律体系中的独特地位——它不仅是生态文明领域的“基本法”，更是统筹多元治理工具的“综合法”。
当前，实务界与学界对法典实施的疑问主要集中在三方面，黄薇副主任对此给出了明确判断：
其一，配套规则的衔接问题。针对“法典施行后现有行政法规、地方性法规是否失效”的疑问，明确“平移、择取、归并、提炼”的清理原则——与法典规定一致的继续有效，不一致的及时修改或废止，法典明确要求制定配套规则的，须在2027年8月15日前出台。例如，《建设项目环境保护管理条例》中与法典“排污许可”制度冲突的条款，需在规定期限内完成修订。
其二，执法司法的能力建设问题。针对“基层执法人员难以适应法典新要求”的现实困境，强调“分层分类培训”：对行政执法人员，重点培训法典确立的新制度（如“生态修复责任”）；对司法人员，侧重司法解释的衔接（如环境公益诉讼的举证责任分配）。最高人民法院已启动相关司法解释的清理工作，预计2026年底前完成首批修订。
其三，理论研究的本土化问题。针对“如何避免简单照搬国外环境法理论”的学术关切，提出“构建中国自主知识体系”的路径——立足我国“人口规模巨大、生态脆弱区集中”的基本国情，重点研究“流域综合治理”“生态补偿机制”等具有中国特色的制度创新，而非机械移植域外经验。
生态环境法典的实施，既是法治实践的“攻坚战”，也是理论创新的“机遇期”。对未来研究与实务，黄薇副主任提出三点建议：
研究层面，应聚焦法典的“解释论”转向——从立法论层面的“为何制定”转向解释论层面的“如何适用”，重点研究法典条款与单行法的衔接规则、新型环境权益的司法保护路径等课题。中国法学会环境资源法学研究会已设立专项课题，支持相关研究。
实务层面，需强化“协同治理”思维——生态环境部门要加强与自然资源、水利等部门的联动执法，检察机关应深化“刑事检察+公益诉讼”的融合履职，企业则需将法典要求纳入合规管理体系，重点关注“碳排放数据造假”“危险废物跨区域转移”等高风险领域。
国际层面，要讲好中国环境法治故事——依托全国人大常委会法工委的英文译本，通过联合国环境规划署等平台，宣传我国“绿色发展与法治保障协同推进”的经验，为全球环境治理提供“中国方案”。
内容合规声明：本文基于《贯彻实施生态环境法典 我国生态环境法治建设进入法典化时代》（来源：《法治日报》）整理撰写，所有涉及的法律规范、机构名称、政策表述均经核对确认现行有效。如有引用不当或信息更新，请以官方最新发布为准。法治中国建设网致力于提供权威准确的法治资讯，欢迎监督指正。
【特别说明】本通讯稿所配图片为概念性示意图，并非现场实拍照片，其作用在于辅助读者更直观、深入地理解文章所阐述的内容，特此说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