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基于《“蜂”波》(来源:法治日报-法治网,2026年5月17日)整理。

许多年后,当人们回望中国乡村治理的变迁,那些散落在田间地头的调解故事,或许比煌煌法典更能诉说法治是如何一寸寸长进泥土里的。秦岭腹地,一处连名字都不必细考的小山村。天色擦黑,炊烟刚散,一个扛锄头的庄稼汉、一株结着青果的核桃树、一窝嗡嗡作响的野蜂,就这般宿命般地碰撞在一起,险些引出一场邻人对簿公堂的风波。幸好,风波的尽头,站着的不只是手持法条的人。

这起纠葛的缘起,带着山野村落特有的朴素生存法则。大林是村里勤快的能人,地里刨食,也摆弄着十几箱蜜蜂。那儿的养蜂人有个不成文的规矩:秦岭深山里,野蜂都是“招”来的,谁先发现、谁先收走,便归谁家。这天,大林瞧见村东头王二强家核桃树梢上,悬着一团黑黢黢的蜂球。那可是一箱能产蜜的好蜂种。他多了个心眼,既不想声张让旁人抢了先,又顾忌蜂落在别人家树上直接去收招人闲话,便决定夜深人静时再悄悄“行动”。谁承想,当他蹑手蹑脚刚攀上树,还没来得及张开布袋,那团蜂却像被什么惊着了,“轰”地炸开,劈头盖脸蜇得他火辣辣地疼。慌乱中落地,迎面撞见的偏是树主王二强。大林满心以为是对方故意使坏,一通指责;王二强却一脸惊愕,直呼冤枉。一场各说各话的闷官司,就这样梗在了两人心口。

大林挨了蜇,去镇卫生院瞧了伤,回头便向王二强索赔医药费。可王二强咬死没动过那蜂窝,村支书老罗几次说和也撬不开这道缝。无奈之下,大林找到了镇综治中心。故事走到这里,似乎就要拐进千篇一律的纠纷调处程序。但派驻综治中心的法官郑为民,接下这桩“蜂”案后,却显出几分老派刑名的细致来。他心里清楚,乡间纠纷,鸡毛蒜皮里缠着人情脸面,得先弄明白一个理儿:到底是谁,用什么法子,搅了那窝蜂?

郑为民联合检察院、公安局的派驻人员,一同回到那棵核桃树下。他们在石坎缝里找到了几截不起眼的竹片,上头黏着干涸的蜜痂。这便成了破局的关键。大林在笔录里说得笃定:自己压根没带家伙什,更没拿东西捅蜂窝。那这沾着蜜的竹片,是谁的?调解组仔细比对,发现竹片上的蜜痂成分,与大林家被蜇后遗留在现场的蜜迹并不完全吻合,这说明插竹竿的人,很可能是带着自家蜂蜜来的。再细看那竹片,不是村里房前屋后常见的毛竹,而是少见的乌竹。郑为民找到老罗打听,这一下有了眉目——全村只有张三虎和李茂才两家种乌竹。

接下来的调查,带着几分乡土社会独有的精微智慧。郑为民托人从王二强、张三虎、李茂才家各买了一些旧存的蜂蜜,请来镇上经验丰富的老蜂农“鉴定”。老人也不含糊,把三份蜜各自挑起一筷子,凑近闻闻,指尖捻捻,再搁舌尖尝了尝,便笃定地给出了结论:李茂才家的蜂蜜糖分高,结晶颗粒极细,是洋槐蜜;而王家、张家的百花蜜,结晶肉眼可见,味道也淡些。竹片上那蜜痂的成色和口感,对上了李茂才家的洋槐蜜。一条藏在蜂蜜结晶里的线索,终于把李茂才牵了出来。

当郑为民和村支书老罗走进李茂才家,这个起初还一口否认到过现场的汉子,在里屋与法官面对面说道一番后,红着脸、低着头走了出来。他说出了另一番原委:核桃树上那窝蜂,本是他家蜂箱里刚分出去的。白天他顺着蜂群的踪迹追到王二强家,确定它们“落户”在了核桃树上。李茂才也动了和大林一样的心思,想趁着夜色悄悄把蜂收回去,免得为了一窝蜂跟邻居多费口舌。他特意削了根乌竹竿,在竿头抹了自家的洋槐蜜作诱饵,想引蜂入袋。谁料,等他摸黑赶到时,撞见大林已经先一步上了树。那一瞬间,心里窝着一股说不清是恼怒还是不甘的火,便悄悄撑起竹竿,朝着蜂团外围狠狠抖了几下……他以为只是出了口闷气,哪想到蜂群受惊,把大林蜇得够呛。

真相水落石出,这起“蜂”波却没有走向冰冷决绝的裁决。在综治中心调解组的见证下,李茂才当场向大林赔了不是,偿付了900元医药费。而大林呢,也因自己防护措施做得不周全,自行承担了其余损失。他更因一时冲动冤枉了王二强,红着脸向人家诚恳道了歉。至此,一场眼看要闹上法庭的纠纷,还没迈出村口,就“消于萌发、止于未诉”了。

这起小小风波里,藏着一条漫长而温暖的法治文化脉络。在中国乡土社会,历来有“无讼”的传统理想。孔子说过:“听讼,吾犹人也,必也使无讼乎。”这并不是要人们遇事忍气吞声,而是期盼有一种更高明的智慧,能从根子上化解怨怼,让各方心平气和地回到生活正轨。古时的乡里调解、宗族调解、亲邻劝和,那些被记在方志碑刻、乡规民约里的旧事,承载的正是这种“息争止讼”的文化基因。它不依赖高高在上的威权裁断,而靠的是对世道人心的体察、对公序良俗的守护、对情理法的融通。

眼前的这桩“蜂”波,不正是这种传统文化在当代的鲜活映照吗?派驻综治中心的法官、检察官、公安民警,他们没有坐堂问案、一判了之,而是俯下身子,走进深山,在一片石坎里翻找竹片,请老蜂农辨尝蜂蜜,在细致入微的调查中还原事实,最终让理亏者认错担责,让受屈者获得抚慰,让被冤枉者洗脱嫌疑。这一套“综治中心牵头、多部门联动、调解优先”的基层解纷机制,正是对“枫桥经验”的传承与创新,也是传统“无讼”文化在当代法治建设中的创造性转化。它让冷冰冰的证据规则,染上了乡土的温热;让法条里抽象的公平正义,化作了当事人脸上退去红潮后的释然。

仔细咂摸这起调解,能品出一种独特的法治文化逻辑。它不排斥国家法律,恰恰相反,整个过程从证据采集到责任划分,都循着法治的轨道;它也不简单套用古老的那套“息事宁人”,而是在查明事实、分清是非的基础上,引导当事人互谅互让。大林自行担责的部分,是基于自身防护不足;李茂才偿付的900元,是对其过错的惩戒。没有无原则的“和稀泥”,有的是精细的过错划分与责任匹配。这背后,是一种将传统调解智慧与现代法治精神有机缝合的努力:用讲理的方式普法,用服气的结果定分止争,让每一个参与者都能从案结事了中感受到公平正义。

这,或许正是中国法治文化独有的韧性与温度。它不是悬在庙堂之上的抽象概念,而是如秦岭山间的溪流,汇入田间地头,滋养着日常生活的每一寸肌理。从古时的乡饮酒礼、申明亭,到如今遍布城乡的综治中心、法官工作站、人民调解委员会,变的是调处纠纷的组织形式,不变的是对“和谐”价值的执着追求,是让法意与人情互融共生的文化自觉。大林、王二强、李茂才,三个秦岭深处的普通农民,他们的名字不会写入任何一部法律,但他们因一窝蜜蜂而起的怨怼与和解,却真切地映照出法治文化在这片土地上最本真的模样。

当郑为民法官在调解室里看着三人握手言和,当秦岭的夜风再次拂过那棵核桃树,一切都归于平静。法治的宏大叙事,最终就是这样由一个个鲜活的个体用他们被公平对待、被真诚说服的经历,一笔一划书写而成。这烟火人间,法治的根系,正深扎于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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