引言:司法权主动“靠前”,是越位还是归位?

本文基于《聚焦七大领域 坚持分类施策 辽宁法官进企业法律服务“有准头”》(来源:法治日报-法治网)整理。2026年以来,辽宁法院系统组织开展了一场规模浩大的“法官进企业”法律服务活动。全省法院聚焦金融、房地产、高科技等七大重点领域,深入330余家企业,解决了数百个涉及知识产权、劳动用工等切实诉求。从传统司法的“坐堂问案”到如今的“主动上门”,这一系列动作的底层逻辑远非简单的“送法下乡”所能概括。在举国上下持续优化法治化营商环境的大背景下,辽宁法院的此举实质上是司法权在面对市场失灵与治理赤字时的一种“能动回应”。然而,这一充满善意的政策导向也抛出了一个极具法理张力的核心命题:司法权作为一种被动、中立的裁判权,其主动介入市场主体经营活动的边界究竟何在?我们又该如何在“热情服务”与“谦抑干预”之间寻找最佳的法治平衡点?

一、 法理拆解:“服务型司法”的必要性与其间的权力张力

在任何成熟的法治体系中,司法权的核心特征是“被动性”(不告不理)与“中立性”。然而,辽宁法院推行的“法官进企业”活动,却呈现出强烈的“主动性”与“导向性”。要透视这一看似悖论的现象,必须从当下中国特定的法治语境中进行拆解。

一方面,从“法律的社会学效力”来看,此举是对“服务型政府”理论的司法延伸。纯粹的法典不会自动带来正义,法律的权威恰恰体现在它对现实纠纷的有效回应上。当前,中小微企业在合同审查、融资借贷中处于信息弱势,而高科技企业则极度渴望知识产权与商业秘密的司法屏障。如果司法机关固守绝对的“被动”,等待企业碰壁后再来救济,往往为时已晚。因此,法官带着“分类施策”的方案提前介入,提供合规指引与风险提示,这实际上是在履行国家司法权的“公共服务职能”。它打破了司法高高在上的神秘感,将法治的防御阵地向前推移,体现了“诉源治理”的现代司法理念。

另一方面,我们也不能忽视其中潜藏的“权力张力”。法学界常有论断:“司法能动是一匹脱缰的野马,必须套上制度的笼头。”当法官走出法庭,以指导者甚至顾问的身份介入企业经营时,其身份的混杂性不可避免。倘若界限模糊,可能会出现两种法理上的偏离:一是“司法过度干预”,法官的指导意见可能无意中剥夺了企业自主商业决策的空间;二是“选择性司法”的隐患,资源有限的情况下,重点服务七大领域的头部企业,是否会无形中造成司法资源的倾斜,违背了法律面前人人平等的底层逻辑?因此,这场活动的核心争议不在于“要不要做”,而在于“如何做得专业且不越界”。

二、 深层透视:营商环境法治化进程中的“司法角色重塑”

跳出具体的法律技术争议,我们将视野拉升至国家治理的宏观层面,便会发现,辽宁法院的此举并非偶然的个案创新,而是中国司法系统在“全面依法治国”战略布局下的一次深刻“角色重塑”。

长期以来,中国各级法院的主要精力集中在“定分止争”与“打击犯罪”上。但在近十年的法治实践中,司法系统越来越意识到:一个良好的营商环境,不能仅靠事后的严惩,更需要事前的规则供给与制度护航。这就是为何中央反复强调“法治是最好的营商环境”。在这一顶层设计的感召下,司法权正在经历从纯粹的“纠纷裁决者”向“社会治理参与者”的身份拓展。

辽宁此次聚焦七大领域(金融、高科技、外贸等),正是敏锐捕捉到了区域经济转型的痛点。在经济下行压力加大、地缘政治影响外贸的背景下,这些关键领域的企业对法律风险极为敏感。法官进驻,实则是在发挥司法的“造血功能”而非单纯的“止血功能”。通过“一企一策”破解个性问题,再辅以典型案例的公开发布,辽宁法院实际上是在充当“规则翻译官”——把晦涩的法言法语转化为企业看得懂、用得上的生存指南。这种从“事后灭火”到“事前防火”的转变,折射出中国地方法治政府建设正步入深水区,司法系统正在更主动地将其专业势能转化为推动经济发展的动能。

三、 独立观点与预判:警惕“运动式司法”,呼唤制度化边界

基于上述剖析,本人认为:对“法官进企业”这类活动的最高赞誉,不应是它制造了多少新闻热点,而应是它最终沉淀下了怎样的制度遗产。

我的核心观点是:能动司法绝不等于“运动式司法”,热情服务绝不能异化为“保姆式包办”。

企业在市场中摸爬滚打,终究要自负盈亏。法官可以提供法律底线的警示,但不应成为企业规避商业风险的“挡箭牌”。如果在“无事不扰”的原则下,法官的指导意见变成了企业对司法保护的“路径依赖”,那反而削弱了市场的自我净化能力。因此,这套刚刚建立起来的“问题收集—分类交办—跟踪督办—结果反馈”闭环管理机制,必须严格限定在“普法宣传、合规指引、风险提示”的范畴内,坚决杜绝法官为企业具体的商业合同“站台”或“背书”。

延伸影响预判:

辽宁的这一波探索,短期内必然会大幅提升当地企业的司法获得感。放眼长远,我预判此类模式将在未来两年内面临全面的“规范化整编”。

第一,最高人民法院或将出台相关指导性意见,为全国法院的“司法助企”行为划定统一的权力边界清单,明确什么能做、什么坚决不能做。

第二,这类活动将逐渐剥离其“运动化”外衣,转化为常态化的“法院-商会”联络机制或“涉企纠纷诉前辅导机制”,从而实现司法资源的高效、公平配置。

结语

法治中国建设是一场没有终点的长征。辽宁法院“法官进企业”的尝试,无论其最终成效几何,都为我们提供了一个极佳的观察样本:它让我们看到,司法权如何在保持自身克制的同时,又能以最大的诚意拥抱社会发展的洪流。作为法治中国建设网的“普法视角”栏目,我们将继续以专业的眼光、犀利的笔触,追踪此类公共事件的后续演进,剖解其背后的深层法治逻辑,为推进全面依法治国贡献智库力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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