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6年7月29日，全国法院国家司法救助工作（视频）会议在京召开。此次会议是《中华人民共和国社会救助法》施行后，最高人民法院就国家司法救助工作召开的一次全局性部署会议，对于在新征程上推动司法救助更好保障人权、促进公正、化解矛盾、维护稳定具有标志性意义。会议系统阐明了司法救助工作的政治属性、制度功能与发展方向，释放出以高质量司法救助厚植党长期执政根基的鲜明信号，为各级人民法院提供了清晰的任务书与路线图。
一、法治部署
本次会议围绕国家司法救助的政治定位、制度衔接、质效提升和机制保障，作出多维度的系统性部署，形成了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推进司法救助工作高质量发展的基本框架。
在理念引领层面，深刻阐释司法救助的根本立场。 最高人民法院党组书记、院长张军明确指出：“国家司法救助制度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司法制度和社会保障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事关人权司法保障，事关社会公平正义，事关社会和谐稳定。”这一论断将司法救助工作提升至践行人民司法为人民、巩固党执政根基的政治高度。会议要求各级人民法院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坚持尽力而为、量力而行，切实做到纾民困、解民忧、暖民心，把党和国家的民生关怀精准传递给涉诉困难群众。这为司法救助工作注入了根本价值遵循——衡量救助成效的标尺不仅是案件数量，更是人民群众实实在在的获得感。
在制度衔接层面，突出《社会救助法》的规范引领作用。 最高人民法院党组成员、副院长杨临萍要求，各级人民法院要贯彻落实好《中华人民共和国社会救助法》关于司法救助与社会救助衔接的规定。这是会议部署的一大重点，标志着司法救助正从法院单一系统内的保障措施，加速融入国家社会救助整体格局。立法层面已经搭建起衔接通道，司法层面的任务是将其转化为可操作的协同流程，避免救助资源碎片化，让涉诉困难群众在司法程序结束后不被排斥于社会救助安全网之外。
在工作机制层面，着力健全内部协作与外部联动双重机制。 会议要求健全完善跨部门、跨领域、上下级协同联动机制，推动司法救助融入社会治安综合治理体系。这包含两个维度：内部协作要求法院立案、审判、执行各部门在发现救助线索、移送材料、后续跟踪上形成闭环，变被动受理为主动筛查；外部联动则强调与中央政法委、民政、财政、信访等部门的信息共享与政策协调，形成“司法救助+社会救助+就业帮扶+心理疏导”的多元支持网络。江西、浙江、黑龙江、新疆、湖南、吉林等12家高级人民法院在会上汇报的典型经验，正是这种联动机制在基层落地见效的生动注脚。
在救助质效层面，强调精准救助与法治化规范化建设并重。 会议提出“加大对涉诉特殊困难群众精准救助力度”，同时要求“着力提升司法救助法治化规范化水平”。精准救助意味着要在救助对象识别、救助金额核算、救助方式选择上实现从粗放式到精细化的转变，既防止应救未救，也防止救助不公。法治化规范化建设则指向救助程序标准化——从申请受理、审查决定到资金发放，每个环节都要有明确的规则约束和监督机制，确保司法救助权在制度轨道上运行。
二、法治部署的政策演进
国家司法救助制度在我国的确立与完善，经历了一个从政策性安排到法治化规范的渐进过程，本次会议的部署正是在这一演进脉络上的关键拓展。
制度初创期（2014—2015年）：2014年，中央政法委、财政部、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公安部、司法部联合印发《关于建立完善国家司法救助制度的意见（试行）》，首次在国家层面构建起司法救助制度的基本框架，明确了救助对象、标准和程序，核心目标是解决涉法涉诉信访群众法度之外、情理之中的特殊困难，实现“案结事了人和”。
规范细化期（2016—2019年）：最高人民法院于2016年发布《关于加强和规范人民法院国家司法救助工作的意见》，进一步明确了法院系统开展司法救助的操作规程。2019年，《人民法院国家司法救助案件办理程序规定》等文件出台，司法救助开始以独立案件的形式进入法院办案系统，救助工作从依附于其他诉讼环节的辅助性措施，向规范化、案件化办理模式转变，标志着司法救助的司法属性显著增强。
联动发展期（2020—2025年）：这一时期，各地法院积极探索司法救助与社会救助的衔接机制，部分省份建立了信息共享平台和联席会议制度。2023年，最高人民法院召开国家司法救助工作座谈会，重点部署救助资金统筹使用与救助效果回访，推动救助从“一次给付”向“持续关注”延伸。
本次会议的新增重点与变化逻辑：站在2026年这一节点，本次会议呈现出三个显著变化。一是《社会救助法》的正式施行，使司法救助与社会救助的衔接从政策倡导上升为法定义务，法院的衔接工作有了刚性约束。二是更明确地将司法救助定位为“融入国家和社会治理”的重要手段，这意味着司法救助的功能边界进一步拓展——不仅要解决个体困境，还要在化解矛盾、预防风险、维护稳定中发挥前端作用。三是精细化、精准化要求更为突出，单纯强调救助数量增长已让位于对救助质效的深度追求，这与高质量发展的整体逻辑一脉相承。
三、下一阶段法治建设落实方向
会议部署为司法救助工作划定了清晰的实践路径，不同层级的责任主体需在各自维度内推动落实，确保顶层设计转化为治理效能。
对地方党政机关而言，重在完善统筹协调机制。 司法救助不仅是法院一家之事，更是地方党委领导下社会治理的重要环节。各地应将司法救助工作纳入平安建设、法治建设考核体系，由党委政法委牵头建立跨部门会商机制，统筹使用司法救助资金与社会救助资金，形成“一盘棋”格局。民政部门、财政部门要与法院同步做好救助对象的家庭经济状况核对、资金预算保障等基础工作，确保符合条件的当事人及时获得救助。
对各级人民法院而言，关键在于制度落地与质效提升。 各级法院要以《社会救助法》和本次会议精神为依据，及时修订本院司法救助工作细则，重点细化救助案件办理标准、救助金额测算方法、与社会救助机构衔接的具体流程。要加快司法救助信息化建设，实现救助线索智能识别、案件办理全程留痕、救助效果动态监测。同时，强化对下级法院的条线指导与典型案例培育，通过发布司法救助典型案例统一裁量尺度，以“一个案例”带动“一类问题”的解决。
对社会层面而言，重在形成协同共治的良性生态。 律师、法律援助机构、社会组织应当成为司法救助线索发现和效果延伸的重要力量。在代理案件、提供咨询的过程中，主动告知符合条件的当事人司法救助申请权利，并协助准备材料。学界研究应聚焦司法救助与《社会救助法》衔接中的法律适用争议、救助标准地区差异等实践难题，为制度完善提供智力支持。只有法院主导、政府协同、社会参与的局面全面形成，国家司法救助制度“保障人权、促进公正、化解矛盾、维护稳定”的重要作用才能充分释放，为建设更高水平平安中国、法治中国提供坚实支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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