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基于《立法之制严，而用法之情恕》（来源：人民法院报　２０２６－０３－２７）整理。

在国家典籍博物馆的宋代文献特展厅里，恒温恒湿的玻璃展柜中，一函元刻本《宋史》静静卧于楠木函套之内。展柜外，一位白发老者正俯身凝视，他的目光穿过玻璃的微弱反光，落在某一页已经脆化的麻纸上。那页纸上，“立法之制严，而用法之情恕”十个字墨色犹存，像一道穿越七百余年时光的目光，与今天的观者对望。这是元代史官在修撰《宋史》时，对两宋三百余年法治实践最凝练的史笔概括。一句箴言，写尽了宋代士大夫对“法”与“情”的深刻体悟——制度必须如金石般不可动摇，而施行则需如春阳般含蕴温度。这种看似矛盾的统一，恰恰是中国传统法治文化中最动人的精神底色，也是今天我们重新翻开这部史书时，依然能感受到的文明余温。

宋代是中国古代法治文明的一座高峰。建隆四年（公元９６３年），宋太祖赵匡胤命窦仪等人编纂的《宋刑统》正式颁行，这是中国历史上第一部雕版印行的法典，十二篇五百零二条，律令格式并存，体例严谨，条文细密。与唐代律典相比，《宋刑统》增加了“起请条”等内容，使法典更具适应性。此后两宋三百余年，编敕、编例活动从未间断，法律体系日益繁密，以至“立法之制严”成为时代显著特征。与此同时，与严密立法相配套的，是司法制度的精细化探索。北宋创设“鞫谳分司”制度，将审问与检法断刑分离，形成权力制衡；又设“翻异别勘”之制，犯人若翻供，即换法官或换衙门重审，以防冤滥。南宋时期，宋慈撰成《洗冤集录》，将法医检验纳入司法程序，使证据裁判有了科学依托。这些制度创新，并非冰冷的权力构造，而是“用法之情恕”的制度化表达。宋人深知，再严密的法典若落入酷吏之手，也会成为伤人之器；唯有在程序中注入审慎与仁恕，法才能真正成为护民之具。

“立法之制严”与“用法之情恕”的深层张力，实则蕴含着中国传统法治文化对“法理情”三者关系的精妙把握。所谓“制严”，首先指向立法的确定性与权威性。宋人立法，讲究“法不阿贵，绳不挠曲”，《宋刑统》雕版印行，使法律文本走出官府密室，成为天下共知的准则。这种公开性与稳定性，正是法治的根基。同时，宋代编敕频繁，却始终保持“律”的主体地位，以维护法典的统一与尊严。在宋人看来，法律若朝令夕改、因人而异，则民无所措手足；唯有制度严密如网，社会才有稳定的预期。而所谓“情恕”，则指向司法实践中的人文关怀与个案正义。宋代理学兴起，“天理、国法、人情”三位一体的观念深入人心。南宋《名公书判清明集》中收录的判词，常可见法官在依法裁判的同时，细细斟酌当事人的生计、伦理与情感。秋冬行刑、录囚虑囚、大赦曲赦等制度，亦体现着“慎刑恤罚”的恕道精神。宋人并非不重法，而是深知“法意”高于“法条”——法律的精神在于实现正义，而非机械地惩罚。这种对司法温度的追求，使宋代的法治文明在严整的法典之外，更添了一层温润的人文光泽。

千年之后，这一传统智慧在当代中国法治建设中获得了崭新的表达。全面依法治国战略的深入推进，正是对这一古老命题的创造性转化。在立法层面，科学立法、民主立法、依法立法的原则，与“立法之制严”一脉相承。民法典的编纂，体系严谨、逻辑自洽，被誉为“社会生活的百科全书”；各项法律的制定与修订，日益注重体系协调与程序正当，立法质量持续提升。这种对立法严密性的追求，正是当代中国对“制严”传统的继承与超越。在司法层面，公正司法、司法为民的理念，与“用法之情恕”遥相呼应。近年来，司法体制改革不断深化，认罪认罚从宽制度稳健运行，少捕慎诉慎押刑事司法政策持续落实，让司法裁判在坚守法律底线的同时，传递出更多的人文温度。正当防卫制度的依法准确适用，使“法不能向不法让步”成为社会共识；裁判文书说理日益注重情理法交融，让当事人在每一个司法案件中感受到公平正义。这些实践表明，当代中国法治建设既追求制度的严密周全，也珍视司法的仁恕审慎，正在走出一条法理情相统一的治理新路。

暮色四合，典籍博物馆的展厅渐渐暗了下来。那函《宋史》重新隐入恒温的黑暗之中，“立法之制严，而用法之情恕”十个字再度沉睡于纸页之间。但它们所承载的法治智慧从未真正入眠。从宋代的《宋刑统》到当代的民法典，从鞫谳分司到现代司法权力配置，从《洗冤集录》到现代证据规则，变的是制度形态，不变的是中国人对“良法善治”的永恒追寻。法如尺，量天下之曲直；情如春，润万物之枯荣。以严立其骨，以恕养其神，这或许就是中华法治文明穿越千年依然温暖如初的秘密。

内容合规声明：本文基于《立法之制严，而用法之情恕》（来源：人民法院报　２０２６－０３－２７）整理撰写，所有涉及的法律规范、机构名称、政策表述均经核对确认现行有效。如有引用不当或信息更新，请以官方最新发布为准。法治中国建设网致力于提供权威准确的法治资讯，欢迎监督指正。

【特别说明】本通讯稿所配图片为概念性示意图，并非现场实拍照片，其作用在于辅助读者更直观、深入地理解文章所阐述的内容，特此说明。